现代作家的钗黛观

作者：黎 荔

《红楼梦》在外描写中国文化最精致的一面，往内描写人类心灵最精微的层面，它已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作为这个传统的一部分，《红楼梦》反过来又对其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艺术本身的影响，一是对民族心理和民族个性的影响。前一种影响多为直接的，表现为对小说、戏曲、绘画、诗歌、园林、建筑等方面的影响。后一种影响多为间接的，表现为对读者的情趣、心态、理想、信念等方面的影响。每一代人都深浅不同地受过《红楼梦》的影响，每一个人都能在《红楼梦》中找到他需要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尤其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因为全方位、多层次呈现“人间悲剧”的《红楼梦》，如生活本身一样浩如烟海、难以穷尽，为各种各样文化心理的生成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欧风美雨洗礼下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通过另一个文化参照系的“他者”眼光，更能深切地发现和领会《红楼梦》所代表的中国文人传统的特殊性。对于《红楼梦》，他们所体验到的人生虚幻和命运多舛的悲剧心态，与他们所运用的西方文化思想的分析尺度，呈现出一种中西糅合的新文化心理的风貌。《红楼梦》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弹性的言说空间，进行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互相印证。

自屈子的芳草美人传统以来，中国文人好以娥眉自喻，杜甫诗中那“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幽居佳人，也不过是作者本人高洁心志的外在投射而已。《红楼梦》中的黛玉是何等样的人？可以说，这是一个寓形于女身之中的中国文人的典型。她的心态、气质、趣味、才情，无一不体现出文人的理想；乃至于她对于传统的叛逆，从内容到方式，也并不脱文人的窠臼。她所居住的潇湘馆“翠竹夹路，苍苔布满”，何等的幽雅冷寂、风流自赏，

这正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典型心态情致的一幅形象画图。曹雪芹在林黛玉身上所体现的“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品德，寄寓了作家本人的人格理想。总之，在林黛玉的身上，集中了传统性格和传统美学理想的种种特点和优点，而镕铸成一个完美的活生生的独特个性。而与之难分轩轾的薜宝钗，其出将入相的才华和道学修养的渊深，也体现纵观天下、进退出处波澜不惊的传统士人风范。自《红楼梦》诞生以来，关于钗黛的评论常常各执一端，为了品评这两个人物的高下，又常引起争吵，甚至发生过“遂相龃龉，几挥老拳”的趣事，这正是涉及到接受主体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

将现代作家的对《红楼梦》人物的分析加以整理，可从中见出不同特性的文化心理构成。林语堂早年把《红楼梦》作为了解中国人的主要文本，曾有妙语云：“欲探测一个中国人的脾气，其最简易的方法，莫如问他喜欢黛玉还是宝钗。”[2]的确，从“拥钗派”、“拥黛派”、“非钗非黛派”、“钗黛合一派”这不同的立场上，多可见出评论者本人的社会阅历、处世态度。一般来说，“拥钗派”富于生存策略，深藏不露，雅有容量，较为通达圆融，“拥黛派”则多数个性锋芒毕露，正道直行，不喜作伪，较为孤高与倔强。四十年代，上海《天地》杂志曾刊有一篇妙文《曾国藩与薛宝钗》，该文从个性气质的类型出发，将胡适与鲁迅对举、曾国藩与左宗棠对举，指出：“世人或爱逞能使气，或愿藏拙装愚，这二种人，无以名之，乃名前者的林左型，名后者为曾薛型。”可见钗黛对照确是一个有趣而永恒的话题。

现代文坛上“拥钗派”较典型的作家是聂绀弩，他在八、九岁时就读过《红楼梦》、《水浒》、《聊斋》等小说的残本，后半生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在所著的《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中，聂绀弩说宝钗岂止不是坏人，简直是个十全十美的佳人，是封建社会的完美无缺的少女的典型。何其芳也不同意把薜宝钗视为工于心计的虚伪、奸险的人物，处心积虑地为争夺“宝二奶奶的宝座”而斗争。在《论红楼梦》一文中，他具体地分析了薜宝钗喜欢讨好人、奉承人和对贾宝玉的“无情也动人”的爱情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只能说薜宝钗是一个忠实地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特别是信奉封建正统思想为妇女们所规定的那些奴隶道德，因而好像是自然地做到“四德”俱备。如果我们在她身上看出了虚伪，那是由于封建主义本身的虚伪。并不是由于她的奸险。她得到了贾府上下的欢心，并最后被选择为贾宝玉的妻子，正是她这种性格与环境相适应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由于她或者薜姨妈的阴谋诡计的胜利”。

文章来源：《作家天地》 网址: http://www.zjtdzz.cn/zonghexinwen/2022/0309/18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