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班宇：跟故乡任何一条街道都难以产生肌肤

文 傅青

随着厂区宿舍的拆迁改造，现在很难再有街坊邻居的熟悉感了。

除了在秦皇岛读了四年大学，班宇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辽宁沈阳。他大学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沈阳，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这份工作一直持续到去年8月份，现在的班宇全职在家，偶尔写作。

小时候，班宇和父母住在变压器厂宿舍，整栋楼里都住了谁，他全都清楚。当时宿舍按照厂区划分，大家在同一个工厂上班，下班后又是邻居，每家每户对于彼此的家庭条件以及脾气秉性都非常熟悉，就像亲戚一样。随着厂区宿舍的拆迁改造，现在很难再有这样的感受了。

长大后的班宇去过很多城市，他发觉这些地方的高铁站、飞机场，基本上都是一个样子。现在的城市除了老城区还保有一些特色之外，商圈都很类似。“这个世界好像就是被几个包工头改造出来的，城市间有着很强的同质化倾向。在任何一个城市逛夜市，都能吃到大肠包小肠、油炸臭豆腐，好像除了一些自然景点之外，城市间的差异越来越小了。”

每座城市都建得飞快，在快速城市化后呈现出相似的面貌，生活体验都差不多。“熟悉的东西好像在一点一点离我而去，而当下这些新东西，我既不熟悉也不陌生，它缓缓在我身边生长出来，但就是始终跟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让我跟任何一个地标、任何一条街道都很难产生那种肌肤之亲的感觉。”即便一直生活在沈阳，班宇也会生出一种在故乡里漂泊的感受。

每座城市都建得飞快，在快速城市化后呈现出相似的面貌，生活体验都差不多。

但如果待的时间够长，就会发现东北人好像要比其他地方的人稍微浪漫一点。除了浪漫之外，可能还能感受到更多的冲突与不同。这就是所谓的缝隙，不会很直观地展示出来，需要在沈阳生活至少三个月到半年，才能感受到。

心里有高于日常生活的东西悬在那里

班宇觉得当人们谈到东北的时候，更像谈论一种叙述中的东北，是从公众号或新闻媒体之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特别卡通化的形象——“爱吃烧烤、酸菜与锅包肉，上过九千班，父母经历国企改制，热爱文艺，并且时常眼含热泪。”卡通化就意味着某些特征，鼻子、脸、嘴、眼是高度概括的，是没有深入到毛发和肌肤里面的，是一个最大公约数下还带着点刻板印象的形象。

“东北文艺复兴”的论调铺天盖地而来，这或许正是人们对于东北刻板印象的一种集中体现。在班宇看来，东北文艺一直都挺“兴”的，他更倾向于把这句话当成一句玩笑话，可能跟大家都生活在集体环境中有关，过去工厂里经常会组织一些文艺活动，经常有舞会和表演，人们聚一块唱唱跳跳。而且东北人很喜欢表达，无论是通过书写或其他形式，“就好像总要把自己掏出来给大家展示一样，希望自己能在某个时刻闪那么一下光”。

在东北文化的基因里，好像总有一个高于日常生活的东西悬在那里，很多人就会使劲蹦跶，去触碰这个东西，但又轻易触碰不到，就只能不停蹦跶。现在很多东北作品里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他们不会坐在地上打滚，倾吐自己经受了什么苦难，他们能看到一些真正崇高的东西。

在国企改制那段时间，人们聚在一块也尽量不聊工作的事儿。

在国企改制那段时间，人们聚在一块也尽量不聊工作的事儿，个体经历太相似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很少谈论近况，因为没必要给彼此添堵。那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等轮到自己的时候，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准备了，所以大家看起来并不悲观。

班宇很喜欢电影《耳朵大有福》，里面范伟饰演的王抗美是一个刚刚退休、老伴儿生病住院、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人。年轻的时候，他喜欢唱歌跳舞，在工厂里曾是文艺骨干。他从市集上用电脑算命，算出来觉得命不错，还会多给几块钱，美滋滋地骑着自行车回家。他好像真的有一种高于生活的东西存在着，《老人与海》里老头带回来一具鱼骨头仍然是英雄。王抗美生活在各种不顺和局促之间，依然可以在午夜无人的街头高唱《长征组歌》。哪怕在最后被人打得鼻青脸肿，仰面倒在冰冷的大街上，转天他还是能给舞伴打电话，中气十足地喊上一句：“出来跳舞！”

班宇与沈阳这座城市之间，似乎还被一条脐带连接着，从来没被斩断过。这条脐带就是东北真实生活中那些琐碎的片段。王抗美是从中活生生走出来的人，在顺流与逆流里辗转腾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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