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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伟:我是作家,不是邮递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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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假时间聚会》后记 纳博科夫在被问到,为什么他的小说离现实那么远又晦涩难懂时,给了一个标准的纳博科夫式的回答。他说:“我是作家,不是邮递员。” “作家”与“邮递员”
《假时间聚会》后记
纳博科夫在被问到,为什么他的小说离现实那么远又晦涩难懂时,给了一个标准的纳博科夫式的回答。他说:“我是作家,不是邮递员。”
“作家”与“邮递员”,这样一对并不轻易构成关系的词组与身份,因为否定词“不是”而可以在比喻的意义上予以比较,进而由“不是”背后的“是”来确立定义前者的范围。显然,纳博科夫不认为作家是传递者,他不是承接部分现实——邮递员必然只能承接局部现实——然后尽职尽责地送给读者。在“接”“送”两端,邮递员都不参与创造,对他提出的最高要求,也不过是“及时”“无损”。
这当然是比喻,毕竟也没有哪个作家能做到完整地切割一小块真正的现实,再毫无损耗地交到读者手中。我们倒是能清楚地发现,很多现代派作家,尤其是乔伊斯、普鲁斯特等意识流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克洛德·西蒙等新小说派作家,他们孜孜以求的,正是切割现实的完美方法。而事实上,这些作家的作品也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连绵不绝的现实只能作为参照,你可以以它为基准、为原型,翻制出各式各样的模型,创造出自有的专属世界,但切割是不可能的。
因此,可以认为,纳博科夫的“不是邮递员”的断语,并没有太多对“邮递员”的轻视,而是一系列清醒的认识与洞察:比如,作家不可能也没必要还原现实;比如,用简单反映论来要求作家,意味着对现实最大损耗地切割,意味着传递到读者手中的,只是干瘪的流尽血液与营养的细胞组织。但还是要多说一句,到了今天,我们对小说的要求,正在迅速窄化。一个小说写作者,面对着日益强硬的要求,不仅要求他成为邮递员,更要求他成为快递员。那些报纸、杂志、网络、社交媒体上面不断更新的奇闻、异事、惊悚、狗血,所有那些已经在戏剧性的名义下,被电视、电影复写了千百遍的情节,在“故事”的名义下,要求小说家再来一遍,然后趁着新鲜保温,快递到读者眼前。
正是在这种要求下,小说和电视、电影日益同构,小说也日益缩小成一个中间环节,不断为电视和电影,可能将来还有无穷放大、叠印的虚拟产品,提供着脚本。进而,在这种简单反映论的要求下,我们的生活和电视、电影,开始了互相模仿;大量的电视、电影、小说,丧失了感受力和想象力,这些产品喂养的观众与读者,感受力和想象力逐渐萎缩,其结果,就是他们的生活开始成为廉价影视剧的倒影,不再是个人向时间的进取,向死亡的开拓,也不再是个人往群体生命里添加新的元素,而仅仅成为一种引用。这一点,我们又可以从新闻上看到:自杀者套用某个众所周知的情节的死法;谋杀者根据影视剧的教唆安排作案环节;需要表达感情时,人们难以捕捉到大脑和心灵里的图景,而只涌出了相似的画面与台词,等等。这似乎是一个不断循环,越循环越逼仄的死结。
那该怎样从肯定的角度,来理解纳博科夫的这句话,找出作家应该是什么?或者说,“不是邮递员”究竟意味着?答案似乎确凿无疑。不是传递者,自然就是创造者。在被指责作品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重复得无以复加”时,纳博科夫的回击也仿佛是印证。他说:“非原创的作家看起来八面玲珑,因为他们大量模仿别人,过去的,现在的。而原创艺术只能拷贝它自身。”
作家是创造者——无须怀疑这一近乎同义反复的语法运作。需要提问:创造什么?创造如何可能?如果现实可以局部进入,无法和盘托出,创造与现实如何关联?如果现实滚烫胜铁,语言柔软过丝,又该如何对创造进行称量?作为个与类,人皆短暂如烛,死亡与寂灭高悬,随时可以落下砸碎脆弱的文字城堡,又有什么必要将破碎前的脆弱交付于小说?这一交付究竟能够确证什么?
也许,答案正由此等疑问生发,循着提问的方向,更有可能窥见路径。作家不正是应该提供一种语境,有心者经由其作品入与出,在其中共感共振,获得专属频率的幅度或大或小的颤栗?这一颤栗如此持久,可以作为构件之一,提供他、启发他在时间之外,建造安神之所。抑或,作家创造的是浩瀚的、涡状旋转的词典,面对死亡拷问的人踏足其中,就能如被感染一样抓取需要的词语,甚至经由词典的提示,组成自己的句子。词语与句子,将成为他最终呈交证词的部分,以确证其存在。
无论何种角度、层次的创造,现实必然是源头活水,是资料库,是创造的参照,作家总是在取用现实的一部分,但拒绝提供平面的没有纵深的现实镜像。他知道,在那镜子背面,并无鲜活之物。
文章来源:《作家天地》 网址: http://www.zjtdzz.cn/zonghexinwen/2021/0502/12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