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来谈家乡：川西藏区增收致富要文旅融合

新京报讯（记者 李玉坤）“我的家乡人少地多，森林草原雪山，静默无言。”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作家阿来接受记者专访时谈及家乡阿坝州马尔康市时说，“为了保护环境，当地牺牲了经济发展，为这个国家做的贡献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谈家乡历史

人是由小历史塑造的

新京报：你是在阿坝州马尔康市长大，小时候川西藏区是一种怎样的自然风光？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阿来：我们那就是人少地多，森林草原雪山，静默无言，现在叫大美无言吧，这对我影响多一些。我们小时候基本没有小伙伴，我们是农民，大家住得都比较分散。

新京报：你的成名作《尘埃落定》就是以阿坝的相关历史背景创作的，家乡特殊的历史文化是怎么成为你小说创作源泉的？

阿来：这其实是文学规律，我也没有什么特殊性。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生活状态，有自己的历史，历史连接了文化。每个作家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对象，就是自己熟悉的生活。当然，每个人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从自然到人文都有些区别，但是，每个作家把这些有区别的文化、有区别的地理写出来，不就构成了一个世界吗？

新京报：你有特别了解过家乡的历史吗？

阿来：如果我们书写历史，我们就要了解它。历史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一个时间的纵深。我们今天的生活之所以是今天的样子，当地的文化、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精神世界，其实都跟历史有很深的关系。所以，不管写什么题材，写历史小说也好，还是写现实作品也好，想要有纵深感，向历史学习是必需的。

还有一个情况，大家都懂一点大历史，世界的、国家的，但是显得空洞，我们只知道一点大历史，但是不知道小历史。每个人其实主要还是地方的小历史塑造的。所以从哲学上讲，“知所从来，知所将去”，哪里来？就是从历史深处来的。

新京报：你觉得，记录这种小历史是有必要的？

阿来：是的。而且不光是乡村，我想城市也一样，一个社区有社区的历史，一条街道有街道的历史，不然我们就活成了一些没有历史感的人了。

新京报：你最近提到，要让“笔下的故乡越写越大”，为何这样说？

阿来：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家国吗？出生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在一个小的地方，比如在北京，就是某个胡同、某个院儿里头的某一间房。我们在乡下长大，也是某一村某一家，那个是很小的地理范围。我们的早期写作，特别依赖于早年的那个小经验，但是一直书写这个经验是不够的。我们在走向世界，尤其现代社会，每个人的生活领域越来越宽，你一旦涉足不同的生活，肯定也要书写它。

所以，我觉得，故乡是不断扩大的，先是一个村儿；后来我往外走，发现故乡是一个乡；再往外走，发现是一个县、一个省、一个国；国之外还有一个世界。你觉得它重要，那么它就是故乡。

新京报：你会从各个年龄阶段再回去审视自己的故乡吗？或者审视故乡的生活？

阿来：不，不用审视，故乡不是用来审视的。对于作家来讲，或者对于我来讲，就是感受、体验，而不是把自己拎出来，像上帝或者评判者一样（审视）。

谈诗歌小说

文学最终的要义是表达

新京报：早年你主要写诗歌，后来为什么转成了小说创作？

阿来：我认为文学都是一个整体，在我心目当中，并没有诗歌、小说、散文这些文体的区分。你看，古代一些作家也是这样，苏东坡写诗、写词、写散文，写什么都可以写得很好，所以，文学就是一种语言艺术，表达自己的感受，抒发自己的情感，同时也在抒发过程中达成一些理性的认知和思考。

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理想化的东西多一些，唯美的东西多一些，情感更饱满一些，可能更适合用诗歌这种比较纯粹形式来表达。但我们自己也在成长，我们跟这个世界接触面越来越宽，认知感受也越来越深。你突然发现，世界变得很复杂了，诗歌有些时候不太善于表达过分复杂的东西，戏剧、小说、散文这些形式，显然对于复杂的生活、现象的呈现，容量更大一些，更得心应手一些。

所以，并不是我要写小说，而是我们要写生活，我们从生活当中得到了什么感受。我们不是有句话吗，内容决定形式。诗歌、小说、散文，无非是表达的形式。

文学最终的要义是表达，什么样的表达更充分，什么样的表达更深入，什么样的表达更得心应手，就选择哪种方式。现在我们可能过于纠结，我是在写诗，还是在写小说。我内心没有这个区分，我们活得更复杂了，就需要小说这种对复杂性有更大包容能力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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