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红星记录中国④｜茅奖作家柳建伟揭秘红星

四川在线记者 吴平

作家简介：

柳建伟，河南镇平人，19岁从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毕业后分到四川，在大邑县梁坪山脚下开始业余创作，为巴金文学院签约创作员。至2003年因工作调动离开四川时，柳建伟完成了最重要的几部作品：包括《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在内的“时代三部曲”等作品。其中《英雄时代》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自认四川为第二故乡的柳建伟每年都要故地重游，并密切关注四川作家群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新闻，包括李子柒、丁真等的现象级传播等。

记者：为何说红星路是您作家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柳建伟：1997年，我的首部长篇《北方城郭》在北京召开研讨会时，我仅在《小说选刊》被选载过中篇小说；原本以为开开会说说就行了，没想到研讨会开完不到一周，近2万字的会议纪要就在巴金文学院创研部内部报纸《作家文汇》的头版刊登了，主编是孙建军。这是巴金文学院会员必看的读物，我也由此被更多人知道。随即签约成为巴金文学院的“创作员”。

创作员的身份，使我摆脱了许多年郁积的在文学队伍之外眼巴巴观望的飘零感。（巴金文学院）吴野老师不远五千里，以六十七岁高龄赴京参加《北方城郭》探讨会，让我万分感动。作为创作员和业余作家耕耘数载之后，我才有了部队专业作家的身份。

我发现，当年很多在成都“码字的”都住在大玉林片区，比如，王火、阿来、麦家、党益民，当然还包括我本人；不时与三五好友去玉林的白夜酒吧喝酒畅聊是犒赏自己的一大乐事。而作家的共同“娘家”则是红星路85号的四川省作家协会和巴金文学院。它是文学创作者的集结地、加油站、救济所。红星路、玉林路能否像巴黎塞纳河左岸，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有名的文化地标、文青朝圣地，这是个有趣的设想，也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记者：您觉得为什么红星路能走出这么多茅奖作家？

柳建伟：首先，成都是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地方。它固然是“耍都”，有各种火锅局、棋牌局、喝茶清谈局，你知道吗，90年代四川全兴队全盛的时候，我还被一些媒体邀请去做甲A的解说嘉宾呢。但是，它的放松不是颓废，它充满对生活的热爱，因此让你保持创造的欲望和能力。

上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热、文学热当中，全国诗坛据统计有100多个流派，那不是现在随便的什么梨花体、回车体，都是有高级趣味和精神追求的，其中活跃于成都的流派就有一半以上。《星星诗刊》更是全国顶流诗刊，能在上面刊登作品的，就是如今的网红，文青心中的爱豆了。此外，成都的《当代文坛》与北京的《文学评论》、广西的《南方文坛》、东北的《当代作家评论》以及陕西的《小说评论》被称文艺评论五虎将。

此外，红星路是外省作家群的福地，这和成都的包容性，和红星路的文脉传承是分不开的。一个“文化场”的重要性并不逊于个人的努力。

如今，巴金文学院通过举行笔会，邀请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期刊杂志编辑给作家作品“会诊”，通过这一绿色通道，让作家少走弯路。此外，我们那时的创作员制度完善为“签约作家”制度，可以在不脱产的情况下，每年获得一定的写作补贴，年终还按发表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给予一定绩效奖金。

记者：您的茅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写到了小报童、还有毛小妹这位报纸派发员，为什么写他们？

柳建伟：写长篇小说《英雄时代》是为了回报成都作为第二故乡的再造之恩。上世纪90年代的成都，其报业实在发达，红星路汇集了好几家报业巨头，这也使得这个城市到处都是卖报纸的，很难不注意到这些年龄不一的派发员群体。此外，我家不时会聘请一些钟点工来打扫房间、烧饭烧菜，跟他们的交谈中，发现了他们强大的生命力，对毛小妹的塑造，其实是综合了对他们的观察。

下岗的毛小妹家没有赶上城区改造带来的拆旧迁新的福利，同一大杂院的老伯每天去锦江边涮马桶。年富力强的小妹不甘心现状，心态也颇为值得玩味：当意识到自己无缘拆迁时，毛小妹坦然接受了，决定靠自己的劳动住上有卫生间的单元房，每天天不亮就从青石桥报纸批发站带回一大摞报纸，卖完报纸又赶去开面馆。但是，小妹的心气之高也是无法掩饰的，她坚持要丈夫穿着体面，争取入职国企、当经理……

大时代的洪流下，没有一个人不经历波澜。不光是大人物，小人物的奋斗同样启发人，在潮水退去时谁能坦然相见，如何才算不负时代？这是借人物来解自己心中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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