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乡土文学”作家甘耀明：异质书写与无

阿摩司·奥兹说过，每个好故事的开头都是一根骨头。

甘耀明擅长用骨头引诱我们。《邦查女孩》，起笔：“那场夏日战争很有名，有三百一十五人参战，全被‘杀刀王’帕吉鲁的右手摆平了。”《冬将军来的夏天》，第一句：“我被强暴的前三天，死去的祖母回来找我。”这就是甘耀明，甘耀明的小说，饮一口，就上瘾。

选一个周末，有大段的时间，翻开吧。若在平日，若在晚间，精神亢奋，糟糕了，要失眠啦。《邦查女孩》《冬将军来的夏天》早就让我领略了。没料想，《杀鬼》更胜一筹。

▍甘耀明 《邦查女孩》

志怪笔调描绘风雨乱世

杀人的大铁兽来到“番界”关牛窝了。彼时，帕是个小学生，身高六尺，力大无穷。帕要在水泥桥挡下铁兽。大铁兽长相古怪，咚咚咚，它吐着烟，吼叫着。帕憋满了气力迎接，兴奋地抓着它摇晃，跳到它上面。显然，这是一个奇特的、画面生动、不那么现实的场景。

帕是神，是鬼，还是妖，或是有奇遇的英雄？子不语怪力乱神，可是，中国的诗词、传奇、故事、小说，处处皆鬼魅隐现。台湾文学更有偏好。张大春曾在《志怪应逢天雨粟》一文里，说及世局巨变之际，刻意以“天雨粟，马生角”此类荒诞的现象来打造文学世界的情形。以志怪笔调描绘风雨乱世，效果往往比现实主义要更好。

现在，我们邂逅了帕。即将进入帕所处的时空，也就是，中国台湾那段特殊时期。

1895年至1945年，是台湾历史上的日据时期。在这半个世纪里，日本对台实行殖民统治，大量掠夺台湾岛的经济财富，同时，文蚀武吞，软硬兼施，企图把那些影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文化——包括语言、礼仪、宗教、饮食、服饰等——植根在台湾人的日常生活里，让台湾“尽化为我俗”。这就是《杀鬼》的主题：化与不化，抵抗与消融，出走与归返。

甘耀明说，那样的生活环境，与现今有了距离，提供了他不少发挥的空间。他笔下的人物并不是活在那段历史时期，而是活在他的小说中，是他大胆想象的，可能有些错误的联想，但他想把人物表现得更有血肉。在我看来，这段历史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借助甘耀明极具个人特色的异质书写与无边想象，向我们逐渐呈现的暴烈、残酷又不乏色彩的往昔岁月。

▍甘耀明

一代人永远的乡愁

帕命硬，出生就克父母，由爷爷刘金福抚养长大。帕的汉名叫刘兴帕，不过很少使用，人们习惯叫他帕，他的番名里也有这个音节。但是，帕的番名全称几乎无人知晓，凡叫出口者皆遭遇不测。这是帕身上的一个谜团，也是土著文化的习常忌讳。名字是一个符号，不可轻易被召唤，不可轻易就答应，它联结着某些神秘的力量。帕还有第三个名字，叫鹿野千拔，是的，这是一个日本名字，鬼中佐认帕作养子，给他起的名。

三个名字，意味着三种文化的冲突与共存。刘金福时常念叨着他的汉名，生怕相隔久远、较少接触而渐被遗忘，在家规训诫时，刘兴帕的全称和呼名的方式，有庄重的仪式感，流露家庭伦理观念。帕很孝顺，这是他身上最明显的汉文化要素。帕后来成了白虎队的领队，负责训练新兵，日本名字是惯常使用的，这种随意性暗示了这个名字是无所谓的，在小说的后面部分，这个名字就很少使用了。他叫帕，就这样称呼吧，这是最合适的。

▍甘耀明 《杀鬼》

唐山流寓话巢痕。刘金福祖籍唐山，他的父亲刘道明在清道光年间行商至台，落脚关牛窝，靠种植龙眼发家致富，刘金福曾为一方枭雄，抵御倭寇，在清亡后仍留长辫，在山间守护化作鬼王的前统领。《杀鬼》有很多象征性的意象和诡谲的想象，比如，刘金福的头发，生长力和韧性都是惊人的。小说有处情节，刘金福用头发编织的绳索，把帕捆在鬼屋的眠床上，无法脱困的帕顶着五百斤的大床，带着家禽家畜去台北找人。头发和床的文化寓意，我们都懂得，指向无法割舍，指向落地为家，是那一辈人永远的乡愁。

不可标签化的小说大家

关牛窝是甘耀明童年的冒险地，它范围约十几座山，由坟墓、果园、森林与鬼怪传说组合。甘耀明幼时常在那儿玩耍，此方风景在虚化后构成了《杀鬼》的发生地。在甘耀明的小说里，地方不但是个人生命的开端、家族血缘的纽带、归属感和自我认同的所在，更是他索求的创作性生产原料，地方本身就构成事件。《邦查女孩》里的咒谶森林，就是我们人类的原乡。它被施加了鬼魅的保护色，以各种谣传的口述版本，阻止现代人的进入。《杀鬼》的关牛窝却正好相反，大铁兽（火车）象征着“现代化”进入了这块蛮荒之地，帕被这种物质文明所吸引，不由得靠近，祖孙俩的第一次冲突，就发生于刘金福撕毁了帕正在读的《银河铁道之夜》（日本作家宫泽贤治的经典童话），刘金福要把那些从书里飘出来的日本字赶出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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