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间谍海明威读作家水手士兵间谍

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欧内斯特·海明威率领同伴，突进奥德翁路，前去“解放”丽兹酒店的酒吧。这是海明威的传奇之一。

在历史学家尼古拉斯·雷诺兹看来，它远不止于传奇。身为美国中情局博物馆前馆长，职业敏感让他意识到，其间或许大有玄机。与海明威一起解放丽兹的同伴之一，是战情局的戴维·K.E·布鲁斯上校，他俩非常亲密。雷诺兹心想，以海明威的性格，这位大作家和二战情报界会不会有瓜葛呢？

雷诺兹在档案中寻找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海明威在西班牙、哈瓦那、中国等地的蛛丝马迹，让他惊讶的是，他居然发现了海明威曾经与苏联内务部签约，被后者招募成为情报人员。雷诺兹说自己仿佛挨了当头一棒，差点毁了心目中的海明威的形象，后来，随着挖掘的继续深入，他渐渐理解了海明威，也理解了这段经历对他的人生与艺术造成的影响。这就是他撰写《作家、水手、士兵、间谍》这部“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秘密历险记”的由来。

作品大致按照海明威1935年之后的事迹，与雷诺兹的揭秘推导，步步前行。突出海明威的人际关系、思想转变，情报人员对他的拉拢，以及后期海明威的挣扎与痛苦。

为什么要从1935年讲起？当年9月，海明威自发参与了美国东北部大飓风的民间救灾行动，他对身陷苦难的人民很同情，对无作为的政府机构很厌恶，雷诺兹认为这是海明威的“觉悟”。同时，1935年，海明威已经出版了《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两部作品为他带来了名望，但美国评论界对这位年轻作家还不够重视，海明威对此很不满，与之相反，来自苏联的著名翻译家、评论家伊凡·卡什金的盛誉和他所描述的苏联人民对海明威的喜爱，显然让海明威颇为自得并对苏联抱有好感。

不过，海明威这时并不打算成为共产主义者，他更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姿态。后来促使海明威左转的力量主要有两股。玛莎·盖尔霍恩，她于1936年12月走进海明威的生命，1940年成为他的妻子，她对战地写作和左派事业充满激情；海明威的身边还围绕着小说家约翰·道斯·帕索斯等共产主义朋友。催化海明威转变的导火索则是西班牙内战。西班牙内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在西欧的唯一一场内战。海明威以记者的身份来到西班牙，由于共产国际的积极争取，他在1937—1938年间差不多变成了共产国际的宣传员。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年，他才更全面地审视这场战争，在战后以批判的角度写出了《丧钟为谁而鸣》这样的杰作。

雷诺兹梳理了尤里斯·伊文思（荷兰共产主义电影导演和第三国际行动人员，与海明威合作了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苏联内务部主管）等人与海明威的交好过程，后者还促成了海明威前往游击队训练营参观。《丧钟为谁而鸣》是一个关键事件，伊文思对海明威“回到了他原来的（非政治）视角”很失望。但事实上，海明威并未断绝与苏联的联系。根据历史学家鲍里斯·伏洛达尔斯基对苏联档案资料的研究，内务部在二战期间曾利用海明威为消息来源，并以“ARGO”作为他的暗号，这与雷诺兹的描述是相符的。雅各布·戈洛斯，内务部驻纽约的行动人员，与海明威会晤，于1940年末或1941年初吸收海明威加入“我们的事业”。这是海明威携玛莎访问中国的前夕。后来海明威表达了自己对国民党的不满和对周恩来的仰慕，以及他对中国局势的看法。

不过，海明威是否明确意识到自己成为了“我们的事业”的一部分，这是大有存疑的。1942—1943年，海明威参与了美国海军情报局支持的面向古巴的一次秘密行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指挥权，他很高兴地用爱猫之名称之为“无友”行动。1943年感恩节，雅各布·戈洛斯死亡。海明威与苏联情报部门的关系随之中断。在那之后，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明威在法国的活动，他作为盟军人员进入了巴黎。但他的解放行动违反了战地记者的不直接参战的原则，后来遭到指控，这伤害了海明威的感情。这也使得海明威终于意识到卷入政治的危险性。雷诺兹认为，海明威从此陷入了一种恐惧，害怕自己与苏联曾经的联系暴露，这给作家晚期的小说创作带来了戏剧张力，海明威在反思中逐渐成为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更关注像《老人与海》这样的作品所体现的个体的勇气等问题。

雷诺兹的资料分析能力强大，但问题在于，确认海明威是“间谍”、甚至叛国的那点材料，实在乏善可陈。海明威与美国情报界，最多只能算是接触或国民义务。海明威与苏联，性质要严重一些，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雷诺兹把海明威的自杀定义为害怕这个秘密曝光带来的心理崩盘，这种说法或有夸大，不过压力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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