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不合闹分居回心甘侍总关情

刘作家这两天正跟老伴儿李爱霞闹分居。

分居的原因是性格不合。

刘作家叫刘维邦，在职时是一个区文化馆的干部，工作之余喜欢写作，几十年来也出过几本小说、散文、随笔，并且加入了市作家协会，算是一个作家。但他的作品多是应景之作，阐释人性、剖析社会并不深刻，所以他的名头不像王蒙、贾平凹、莫言那么响亮。

但他毕竟是文化人，看问题的角度、视野还是要高于一般人。

而李爱霞就不同了。她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文化水平不高，说话不动脑子，语言粗鲁，行为常常不可理喻。

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到了一块儿呢？

这与时代有关。他们认识那时，“文革”刚刚结束，男女之爱、婚姻指导尚属禁区，青年人对于恋爱、婚姻普遍都是懵懂的。就这样，他们在经人介绍认识以后，也没怎么谈，就稀里糊涂地结了婚。婚后才发现，二人性格迥异，许多事情根本没有共同语言，特别是李爱霞的吝啬、固执、爱诅咒，让刘维邦渐生厌恶感。

不过，李爱霞也并非一无是处。她非常勤快，且特别能干，包揽了几乎全部的家务，这满足了刘维邦对时间的需求，使他能够有时间学习和写作，完成他从幼年时就想当一名作家的愿望。

但是，李爱霞在劳累的同时，嘴从来也不闲着，一边干一边抱怨，一直抱怨到刘维邦大怒才算停止。本来刘维邦的性格不是暴躁的那种，但也经受不住李爱霞每天无休止的聒噪。

这样的事情积累多了，就让刘维邦产生了离婚的念头。

可就在这时，他们的儿子降生了。

儿子的长相摄取了他俩的优点，五官端正，皮肤白皙，而且睡醒就笑，招人喜爱。刘维邦不忍心让这么好的儿子成长在单亲家庭，想想媳妇也不容易，于是就打消了离婚的念头，一心一意抚养孩子。

有了孩子，李爱霞更是闲不住，当然也就更累了。她一累，就满嘴跑火车，什么难听话都说得出来，主要是抱怨刘维邦不干家务。常常是本来刘维邦刚有一个灵感，要写作了，她这么一搅和，得，灵感顿消。刘维邦常常说她是“噘嘴骡子卖个驴钱”。

刘维邦深知文化对于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于是，他从不放松对儿子的教育，他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拷贝”到儿子的头脑中，每件事都耐心细致地给儿子讲个清楚明白。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儿子从小学到中学功课一直都是 “学霸”，高中毕业后顺利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这些年，李爱霞给他们爷俩做吃做喝，也堪称“好后勤”。

在儿子健康成长的过程中，刘维邦自己也很努力，完成了当一名作家的夙愿。现在我们可以称他“刘作家”了。

刘作家在单位非常喜欢与人交流，但在家里却沉默寡言，与李爱霞的交流几乎为零，因为他俩没话说。但李爱霞仍然我行我素，除了说话不中听、哪壶不开提哪壶外，还有许多事让刘作家愤怒。例如，她无论买什么东西都专拣便宜的买，省钱就行。买的土豆如核桃般大、黄瓜都带钩、苹果都有黵儿、桃子都是一元一堆儿那种、葡萄只买掉下来的珠儿……；她给刘作家买的凉鞋，刘作家上北京开会，走半道鞋帮鞋底就分家了，刘作家忍着火，用一根尼龙草系上，勉强回到了家；刘作家去海南出差，她给刘作家买的背包，刘作家刚装了几个凤梨，背包带就断了。诸如此类的事，让刘作家常常处于愤怒之中。

他知道，他的婚姻是一桩失败的婚姻。

这些年，他也接触过一些异性，有的异性甚至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他是一个传统且守法的人，他不愿意在婚姻存续期间又去拈花惹草，而且儿子渐渐大了，他必须有所顾忌。

一晃儿子大学毕业，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娶了媳妇单过。

这边，只剩下刘作家老两口，俩人先后退休。

可悲的是，李爱霞的生活习惯一如既往，买便宜东西，购劣质商品。

刘作家问她：“我一个月挣那么多钱，儿子结完婚了，双方老人也都没了，咱又不买房买地，你不舍得花，留着干什么用？”她回答道：“将来留给儿子。”刘作家大怒：“混蛋！真是不懂人事！”李爱霞还嘴道：“你才混蛋！亏得你还有文化，张嘴就骂人。”

刘作家彻底服了。惹不起躲得起，否则光这么生气早晚得患癌症。

他下决心逃出苦海。

好在他家还有一套房，正在出租。他等那个租房期一终止，就收回，自己搬那儿去住。当然，那套房远不如现在的住着舒适，但为了躲出去，那也认了。他知道，对错误婚姻须付出些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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