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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史料的新时期作家创作谈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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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期以来,出现了数量较大且形式灵活多样的作家创作谈,其内容主要以谈文学创作为中心,兼及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以文学史的眼光审视这一现象,探讨其作为文学史料的意义以
新时期以来,出现了数量较大且形式灵活多样的作家创作谈,其内容主要以谈文学创作为中心,兼及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以文学史的眼光审视这一现象,探讨其作为文学史料的意义以及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顺应当代文学研究史料化和学科化的趋势,可以透视个体作家的创作心理,总结作家群的创作规律,追溯文学思潮产生的动因,发现当代小说创作新动向,也是当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
一、新时期作家创作谈的主要内涵和目标指向
新时期以来,伴随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同步产生了大量作家创作谈。本文中的“作家”主要指小说创作领域的写作者,即小说家;“创作谈”这一概念具有较大包容度和灵活性与实践性特点,其内容包括作品的前言、后记,作家对创作的自述,所接受的访谈,讲座稿,会议发言,理论著作等。
新时期作家创作谈产生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中,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数量较大的、较为短小精悍的序跋文、访谈录等,有的附在著作里出版,有的发表在期刊上,有的存在于作家个人或报刊、学刊、杂志等传媒为主的官方博客或微信公众号里。相对集中的作家谈呈现在一些期刊专栏中,如《小说评论》的“小说家档案”,《当代文坛》的“作家在线”,《当代作家评论》的“小说家讲坛”等。早在1988年,《文学自由》的“作家之声”编者按语就曾非常明确地道出这类栏目的用意,“我们欢迎更多的作家以各自不同的风格与形式,见解与言谈,来此剖露心曲,这对于读者与评者都是一种可贵的思想和艺术素材,有助于我们更真切地理解每个作家极有意义的创作与生活”。此外,莫言、阎连科、王安忆、格非、残雪等人都有学术专著出版,作为广义的创作谈,以更系统的形式阐释作家的文学观念。王尧、林建法编辑出版的“新人文对话系列”丛书也较为详尽地提供了王蒙、莫言等人谈创作的第一手资料。
作家创作谈以其多种形态和充实的内容为赏析、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认真搜集、归类和整理后,经条分缕析,可以充分发挥其作为文学史料的价值与功用。
(一)个人记忆与创作阐释
记忆是高级思维的基础,是作家开展创作的重要依据。作家创作谈中关于记忆的部分为研究提供生动有力的凭证。克罗齐说“历史脱离了活凭证并变成编年史以后,就不再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只是一种事物”[1]。作为一种心理表达,记忆是对过去的储存,早期记忆或童年记忆深藏于潜意识中,往往成为作家的创作起点。以童年经历为创作蓝本,有意或无意地将生活记忆加以艺术同化或变形,进入作品,这是屡见不鲜的。莫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但你当了作家以后,这个童年就显得特别重要。我想,这肯定是一种职业性的需要,也就是说,每个作家都有一个自己最初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人生的出发点。”[2]独特的童年经历让莫言成了一个对生命有着特别深刻体验的作家,食不果腹的年代里,吃煤的经历让他和伙伴们发现了一种吃的独特感受,对于美食的向往成为他创作的一个动力(《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他笔下诸多饕餮意象或许与此不无关系。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里都有一个男孩伤害了一个女孩眼睛的故事,经读者提醒,他才发现这一现象,并回想起童年的类似经历,该事件在当时引起他内心的恐慌、进入无意识,后来成为他几部小说共有的一个情节。叶广芩在与梅子涵对谈时说,童年的基调奠定了一个人一生的生活基调,颐和园孤单的童年生活让她学会耐住寂寞、用心观察。迟子建童年生活在一个像大家庭的农村,夜不闭户,她的善良根植于此,她惯于在创作中选择儿童视角,绘成作品的“天籁”之美。作家的生活经历使生命得以升华,经过艺术同化而进入作品,直接提供童年样态或影响作品风格意蕴。依据奥地利阿德勒的观点,要真正理解一个人,从早期记忆或童年经历开始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从作家创作谈中关于早期记忆的部分可以探求到作家整个人生态度的最初起源。
从关于往昔生活的回忆中,还可以获取关于作家心理机制、文化养成、创作动因和审美取向等方面的一手资料。金仁顺曾非常肯定地谈道:“家庭是文学的根本。什么样的家庭都可能出作家,而作家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就将写出什么样的文字,这几乎是注定的,即使作家天生具有粉饰和虚构的能力,作品和人物的最深处,也一定是还原到作家的家庭血脉。”[3]个体和家庭的关系仿佛一种宿命,有着神秘的沟通密码,作家将家庭关系从内部延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家即社会的缩影或象征是较为常见的创作思路和模式。家庭生活对作家创作有着正反向度的影响,深远而复杂,值得深入研究,而各种社会关系与实践活动也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境况。方方在《我的读书与写作》中回顾当时学校精英式教育理念对一代人的深刻影响:“我们尤其没有演艺界的偶像,我们不追逐流行文化。当时背景就是把我们这些人摆在精英教育的位置上,自然而然,我们对雅文化、对有思想有深度的东西更有兴趣。这拨人的兴趣至今仍然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大学校园里浓郁的文学氛围和学生积极向上、求知若渴的精神风貌给当下的大学生带来有益的启发和感悟。方方的《我写小说:从内心出发》则交代了1986年于她是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被无端攻击而受伤害,对人际关系的复杂和人性的阴暗面有了切身体会,特创作《白梦》以反击,此后的风格也为之一变。
文章来源:《作家天地》 网址: http://www.zjtdzz.cn/qikandaodu/2020/0720/3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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