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创新问题的思考

我国译介学的创始人谢天振教授认为，“翻译文学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在人类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原作难以代替的作用”[1]。翻译文学“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中国文学“走出去”，作家、译作和出版社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是作家要具备雄厚的写作能力；二是译作能被海外读者接受和喜欢；三是出版社有在海外市场推介作品的能力。 一、作家实力 作家余华、苏童、莫言的小说《活着》《妻妾成群》和《红高粱》等被改编成电影并在海外放映取得一定反响之后，原著小说也引起了海外读者和出版社的关注，这便说明了海外文学市场对中国当代作家写作实力的肯定。 更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一些青年作家直接尝试英语写作，这一方面是客观因素使然，如青年作家谢宏在国外文学杂志成功投稿之后，就是碍于译者工作时间、文学杂志读者有限等客观因素，所以开始尝试用英文写作。2018年4月，他的英文长篇小说Ma’s Town已由Whyte Tracks Publishing出版社发行。“85后”作家钱佳楠，她在2016年赴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工作坊参与了创意写作项目，学习用英语写作，如今作为美国独立文学网站The Millions的特约作者已出版多部短篇集、长篇小说和译作。作家谢宏和钱佳楠的亲身经历说明，青年作家可以通过提高自身英语水平，和世界读者展开更直接的沟通。 二、译作在海外的接受度 在世界语言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是大语种，而汉语尽管使用人数不少，但毕竟使用国家只有一个，所以也只能算是小语种。作为小语种的中文文学作品要在保持特色的同时能被更广泛的读者所接受，这便要求译作要国际化。换言之，译介效果取决于读者，即为谁而译，不能以“信达雅”的标准固步自封，要考虑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感受。同是翻译《红楼梦》，杨宪益、戴乃迭和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的译本就形成了鲜明对比，从美国大学图书馆的借阅率可以看出，霍克斯版本更受欢迎。所以译者即便提供了完全忠于原文的译作，但其译本不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在国外图书市场上无人问津，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这部译作就是失败的。过于强调对原作的忠实度的这种认识和国内翻译界长期以来一贯忽视翻译规范和普遍性，片面强调“中国特色”不无关系，反而有“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坑”的危险[2]。 “纸托邦”的创始人艾瑞克?阿布汉森（Eric Abrahamsen）在访问中也曾表示，很多中国作家语言表达往往比较啰嗦，喜欢煽情，代替读者作价值观判断，而这些都是西方读者难以接受的。西方的文学传统强调“Keep it short;less is more.”读者阅读时侧重的是作品的冲突和张力，再以简洁有力、有节奏感的英语语言表达来展现冲突。这些都需要中国文学作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考虑西方读者的阅读喜好，适当改写。 三、作品“走出去”的渠道 渠道狭窄是当前制约中国文学作品传播的巨大障碍之一。以青年作家谢宏为例，由于对国外文学作品发表的渠道缺乏了解，所以他只得自己把译作投给国外知名文学杂志。相比这种小众的做法，目前国家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给予资助。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走出去”的渠道主要包含以下三种：一是通过国内出版社的海外分社出版；二是直接由国内出版社出版译作；三是由国外出版社出版。 由于海外读者不了解中文出版机构，一般不会随意购买海外分社甚至是中文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英文书，所以前两种渠道的效果较差，实际上更多地选择与知名的英语发行机构合作。这些机构往往历史悠久，了解当下英语读者的阅读品位和出版市场运作方式，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销售策略，保证宣传力度和效果。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外出版商和发行商便开始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在这股浪潮中，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已经在国内积累了一定知名度的作家。作家麦家就坦承相继被美国FSG出版公司、英国企鹅出版集团、西班牙行星出版集团三家世界出版巨头看中。2019年，其合作方英国企鹅出版集团更是把《解密》《风声》列入“企鹅经典文库”，并作为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送到了女王的书架上。在2019年的伦敦书展上，作家麦家的三部小说《解密》《暗算》《风声》售出的版权已至33个语种。美国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更是在两个月内先后9次介绍了他本人及其作品；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更是对他进行了封面报 道，并将小说《解密》评为“全球年度十佳小说”。麦家的作品近年来在海外热销，正是借助于企鹅集团的成熟运作方式，带动其他重要媒体作出相关报道，令作家的知名度大增，形成了宣传推广的良性循环。 青年作家谢宏的首部英文作品即便是和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Whyte Tracks Publishing合作，但在全球的实体和网上书店都可以购买到这本英文版小说，甚至还登上了亚马逊美国、英国的畅销书排行榜，更有World Literature Today、South Morning Post等媒体在互联网上推介。这些事实都证明，即便是国外小型出版社，其运作和发行都远比通过国内渠道效果理想。 以作家刘慈欣为例，2019年电影《流浪星球》上映之后，更是引起了国内外读者对其系列小说的热议。目前《三体》在美国的销量已经接近百万，在英国的销量也近50万册。除去纸质书，也有相当部分海外读者是通过“纸托邦”这样的网络平台了解中国文学。“纸托邦”更是积极投入帮助中国出版方策划、执行书籍推广方案的工作中。可见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文学译介出版要与影视作品、网络平台等其他媒介积极互动，通过互补和协调出版模式，开拓传播渠道，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 不容忽视的是，同属小语种的拉美文学如今在世界文坛上爆炸式发展，这离不开著名文学经纪人卡门?巴尔塞斯（Carmen Balcells）的功劳。包括《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在内的众多西班牙语作者都是经由她推向欧洲和北美的。反观国内，目前还没有成规模的文学经纪公司或者经纪人为作者代理出版的相关事务。 四、结语 回顾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历程，就不免提到《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这些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失败案例。自1951年创刊以来，《中国文学》杂志先后发行过英文版、法文版，从年刊改为季刊、双月刊、月刊；随后又大手笔地以效法英国“企鹅丛书”的方式出版了“熊猫丛书”，但这种自行组织写作、翻译、推销的强硬推介方式最终在国外遇冷，难逃停止出版的命运。文化译介的规律是弱势文化主动引入强势文化。我国各类政府机构多年来组织的中国文学推介活动，实际上是把在世界文坛上还没有处于强势地位的中国文学强势传播出去，那么依据译介学的规律，这些做法都是不符合规律的。在当前的情势下，唯有在译介途径上向西方文学市场靠拢，才能以更多元的方式、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当代的中国文学作品。 [1]谢天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M].台北:台湾业强出版社,1994. [2]张南峰.特性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A]//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我国译介学的创始人谢天振教授认为，“翻译文学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在人类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原作难以代替的作用”[1]。翻译文学“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中国文学“走出去”，作家、译作和出版社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是作家要具备雄厚的写作能力；二是译作能被海外读者接受和喜欢；三是出版社有在海外市场推介作品的能力。一、作家实力作家余华、苏童、莫言的小说《活着》《妻妾成群》和《红高粱》等被改编成电影并在海外放映取得一定反响之后，原著小说也引起了海外读者和出版社的关注，这便说明了海外文学市场对中国当代作家写作实力的肯定。更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一些青年作家直接尝试英语写作，这一方面是客观因素使然，如青年作家谢宏在国外文学杂志成功投稿之后，就是碍于译者工作时间、文学杂志读者有限等客观因素，所以开始尝试用英文写作。2018年4月，他的英文长篇小说Ma’s Town已由Whyte Tracks Publishing出版社发行。“85后”作家钱佳楠，她在2016年赴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工作坊参与了创意写作项目，学习用英语写作，如今作为美国独立文学网站The Millions的特约作者已出版多部短篇集、长篇小说和译作。作家谢宏和钱佳楠的亲身经历说明，青年作家可以通过提高自身英语水平，和世界读者展开更直接的沟通。二、译作在海外的接受度在世界语言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是大语种，而汉语尽管使用人数不少，但毕竟使用国家只有一个，所以也只能算是小语种。作为小语种的中文文学作品要在保持特色的同时能被更广泛的读者所接受，这便要求译作要国际化。换言之，译介效果取决于读者，即为谁而译，不能以“信达雅”的标准固步自封，要考虑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感受。同是翻译《红楼梦》，杨宪益、戴乃迭和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的译本就形成了鲜明对比，从美国大学图书馆的借阅率可以看出，霍克斯版本更受欢迎。所以译者即便提供了完全忠于原文的译作，但其译本不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在国外图书市场上无人问津，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这部译作就是失败的。过于强调对原作的忠实度的这种认识和国内翻译界长期以来一贯忽视翻译规范和普遍性，片面强调“中国特色”不无关系，反而有“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坑”的危险[2]。“纸托邦”的创始人艾瑞克?阿布汉森（Eric Abrahamsen）在访问中也曾表示，很多中国作家语言表达往往比较啰嗦，喜欢煽情，代替读者作价值观判断，而这些都是西方读者难以接受的。西方的文学传统强调“Keep it short;less is more.”读者阅读时侧重的是作品的冲突和张力，再以简洁有力、有节奏感的英语语言表达来展现冲突。这些都需要中国文学作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考虑西方读者的阅读喜好，适当改写。三、作品“走出去”的渠道渠道狭窄是当前制约中国文学作品传播的巨大障碍之一。以青年作家谢宏为例，由于对国外文学作品发表的渠道缺乏了解，所以他只得自己把译作投给国外知名文学杂志。相比这种小众的做法，目前国家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给予资助。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走出去”的渠道主要包含以下三种：一是通过国内出版社的海外分社出版；二是直接由国内出版社出版译作；三是由国外出版社出版。由于海外读者不了解中文出版机构，一般不会随意购买海外分社甚至是中文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英文书，所以前两种渠道的效果较差，实际上更多地选择与知名的英语发行机构合作。这些机构往往历史悠久，了解当下英语读者的阅读品位和出版市场运作方式，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销售策略，保证宣传力度和效果。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外出版商和发行商便开始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在这股浪潮中，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已经在国内积累了一定知名度的作家。作家麦家就坦承相继被美国FSG出版公司、英国企鹅出版集团、西班牙行星出版集团三家世界出版巨头看中。2019年，其合作方英国企鹅出版集团更是把《解密》《风声》列入“企鹅经典文库”，并作为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送到了女王的书架上。在2019年的伦敦书展上，作家麦家的三部小说《解密》《暗算》《风声》售出的版权已至33个语种。美国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更是在两个月内先后9次介绍了他本人及其作品；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更是对他进行了封面报 道，并将小说《解密》评为“全球年度十佳小说”。麦家的作品近年来在海外热销，正是借助于企鹅集团的成熟运作方式，带动其他重要媒体作出相关报道，令作家的知名度大增，形成了宣传推广的良性循环。青年作家谢宏的首部英文作品即便是和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Whyte Tracks Publishing合作，但在全球的实体和网上书店都可以购买到这本英文版小说，甚至还登上了亚马逊美国、英国的畅销书排行榜，更有World Literature Today、South Morning Post等媒体在互联网上推介。这些事实都证明，即便是国外小型出版社，其运作和发行都远比通过国内渠道效果理想。以作家刘慈欣为例，2019年电影《流浪星球》上映之后，更是引起了国内外读者对其系列小说的热议。目前《三体》在美国的销量已经接近百万，在英国的销量也近50万册。除去纸质书，也有相当部分海外读者是通过“纸托邦”这样的网络平台了解中国文学。“纸托邦”更是积极投入帮助中国出版方策划、执行书籍推广方案的工作中。可见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文学译介出版要与影视作品、网络平台等其他媒介积极互动，通过互补和协调出版模式，开拓传播渠道，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不容忽视的是，同属小语种的拉美文学如今在世界文坛上爆炸式发展，这离不开著名文学经纪人卡门?巴尔塞斯（Carmen Balcells）的功劳。包括《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在内的众多西班牙语作者都是经由她推向欧洲和北美的。反观国内，目前还没有成规模的文学经纪公司或者经纪人为作者代理出版的相关事务。四、结语回顾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历程，就不免提到《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这些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失败案例。自1951年创刊以来，《中国文学》杂志先后发行过英文版、法文版，从年刊改为季刊、双月刊、月刊；随后又大手笔地以效法英国“企鹅丛书”的方式出版了“熊猫丛书”，但这种自行组织写作、翻译、推销的强硬推介方式最终在国外遇冷，难逃停止出版的命运。文化译介的规律是弱势文化主动引入强势文化。我国各类政府机构多年来组织的中国文学推介活动，实际上是把在世界文坛上还没有处于强势地位的中国文学强势传播出去，那么依据译介学的规律，这些做法都是不符合规律的。在当前的情势下，唯有在译介途径上向西方文学市场靠拢，才能以更多元的方式、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当代的中国文学作品。参考文献：[1]谢天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M].台北:台湾业强出版社,1994.[2]张南峰.特性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A]//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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